大家都知道，《二十四史》是二十四部纪传体史书，而其中的《史记》被誉为开创性的第一部。然而，如果我们仅仅将《史记》视作纪传体历史，这样的定义显然是片面的。细细品味《史记》，你会发现它不仅包含了十二篇《本纪》、三十篇《世家》和七十二篇《列传》，还特别包括了十篇《表》和八篇《书》。这些《表》和《书》位于《本纪》之后，《世家》《列传》之前，它们并非简单的人物传记附录，而是与《本纪》并列，构成了帝王政治的篇章。因此，部分学者认为，《史记》应当称为纪传志表体。 那么，这十篇《表》和八篇《书》到底讲述了什么内容呢？ 首先，来看看这十篇《表》和八篇《书》的篇目。十篇《表》包括：《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秦楚之际月表》《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惠景间侯者年表》《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建元已来王子侯者年表》和《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这些都位于《史记》的卷十三到卷二十二。而八篇《书》包括：《礼书》《乐书》《律书》《历书》《天官书》《封禅书》《河渠书》和《平准书》，它们在《史记》的卷二十三到卷三十之间。 大家熟知，太史公创作《史记》的目标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深刻意识到，传统史书如《春秋》《尚书》《国语》《世本》等存在着种种不足，因此他希望通过将这些不同体裁的史书加以整合，创造出一部内容丰富的大百科全书。在这个思想指导下，《史记》呈现出了以人事为核心的《本纪》《世家》《列传》，同时也形成了以时间为轴心的《表》和以制度为重心的《书》这两大篇章。五种不同体裁的篇章，并非各自独立，而是互相补充、相辅相成。 古人早就意识到《表》和《书》的重要性。唐代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便提到：谓事微而不著，须表明也，故言表也；他还指出，书者，五经六籍总名也。此之八书，记国家大体。唐代刘知几在《史通》中也曾概括道：《史记》者，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书）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此其所以为长也。由此可见，《表》和《书》的架构以及它们在历史中的价值，早在古人眼中便极具超前性。 让我们将视角转向近现代，1949年，后来成为法国年鉴学派第二代领导人的布罗代尔发表了他的博士论文《地中海与腓力二世的地中海世界》配资行业资讯，这篇论文成为了年鉴学派的经典著作。布罗代尔将地中海的历史划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长时段，即人与环境的历史，侧重于地理时间；第二部分是中时段，即人类社会的历史，侧重于社会时间；第三部分是短时段，即事件的历史，侧重于个别时间。他认为，只有将这三者结合起来，才能完整地揭示一个地区或一个时代的历史。 从布罗代尔的理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史记》的十篇《表》和八篇《书》实际上早就包含了年鉴学派的思想。在这些篇章中，太史公不仅仅是记录历史大事件，而是对历史进行了分期，依据不同的历史阶段采用了不同的表格形式。有的是帝王表，有的是年份表，也有的是月份表……而《书》则让太史公的历史视野远远超越了短期的政治事件，更多地将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历史纳入其中进行考量。这种宏观视野在今天看来，早已超越了他所在的时代。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表》和《书》这一体例并没有被后来的正史完全继承。虽然班固在《汉书》中继承了《史记》的《表》《书》体裁，并将《书》改为《志》，增加了如《天文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四篇，形成了八《书》十《志》的新结构。但《史记》的十《表》和八《书》原本就存在一定的缺损，因此，将《汉书》的八《书》十《志》与《史记》进行对比阅读，能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和掌握这种独特的历史体例，也能帮助我们更好地领会冷门绝学。 今天的《史记》读本中，除了中华书局的二十四史点校本外，大部分版本都省略了十篇《表》的内容，而一些普及性的解说读物，更是对《表》和《书》的内容避而不谈。这样的《史记》，其实并不完整，不利于读者从整体上把握《史记》的核心与精髓。因此，我们有必要深入了解《史记》中的《表》和《书》，体会它们在史学中的深远意义，了解它们是如何与《本纪》《世家》《列传》互为补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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